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7日，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和书记官陈光敬先生，亲自深入到下关等地调查，完全证实了鲁*3所提供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也提到了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所提出的报告：
敌军入城后，将准备退却的国军和男女老幼难民共57418人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个村庄里，断水断粮。冻死饿死者颇多。到1937年12月16日夜间，日本军用铅丝将幸存者两个两个捆在一起，排列成四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对这些人进行扫射。又用刺刀乱戳，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化。烧后，把尸骸一个个地抛入扬子江中。(转引自《大屠杀》第41至42页)
有人对鲁*3提供的“57418”这个数字，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是自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怎么知道是“57418”人的?应该肯定，鲁*3在首都警察厅工作，因职业的关系，他平时可能很注意人的数目，自有一套简便的统计方法。同时匿于大茅洞内，居高临下，时时都会注意村庄里敌人的动向，更会担心同胞们的命运；时间又有那么长，为忧虑中的他提供概算人数的可能。再一个是：他见到冯郭来洞，三个人不可能不交换看法，其中对被惨杀的同胞不可能不进行估算。否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会那么轻意地认可吗?
家住下关宝塔桥桥东的何守江也证实了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他说：
1938年阴历正月初四，我从江北的卸甲甸过长江到草鞋峡(现在的金陵船厂)，看到遍地都是尸体，全是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死的。
第二部分第20节铁证如山(12)
日本方面对下关一带集体屠杀的惨况也有详细的描绘。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在《悲剧的证人》中说：
昭和12年(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17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5天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在散发了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转引自《大屠杀》第273至274页)
上述中西义显虽未直接提到草鞋峡的集体屠杀，但完全证实了日本军“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
从掩埋尸体的情况看，也证明草鞋峡集体屠杀是铁的事实。
日伪南京市卫生局抄报草鞋峡
农民金国桢掩埋尸体呈文
(1938年)
草鞋峡农民代表金国桢呈报：宝塔桥、草鞋峡、滨江一带尸体暴露，臭气四溢，请求掩埋。经呈准经费，饬萧财源领掩埋夫四名，募临时夫20人住宿该处。由6月13日至7月6日工作24天，共收瘗及迁埋尸骨3575具。选定地势较高，离江较远之地作大型土坟一座，并竖碑一方，以资纪念。又掩埋男女尸12具，孩尸37具，施大棺12具，小棺一具。
日军在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数万人，大部分尸体当时被焚烧后抛入江中。日本军这样做的目的是毁尸消灭罪证。但是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不管日军事先和事后计划如何周到，也不可能做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痕迹。正因为如此，事后，红十字会仍掩埋尸体24000余具，作8个合葬坟墓。墓前石碑上书有“民国廿六年草鞋峡无主孤魂墓”字样。抗战胜利后，曾拍照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报国际远东军事法庭。而金国桢等掩埋的3575具尸体只是红十字会漏埋，或是由上游冲来，或是散落在偏远地方上的尸体罢了，仅是鱼雷营和草鞋峡集体屠杀尸体中一小部分而已。
(24)燕子矶的集体屠杀。
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一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中国方面未曾向该法庭提出，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认为证据暂时不足，待搜查确切证据再行呈报；二是被屠杀的人数有争议，一时统一不了；三是当时未能找到燕子矶集体屠杀中的幸存者或是屠杀现场的目睹者。鉴于慎重的原因才未轻易向该法庭提出。或许还有人认为：燕子矶集体屠杀一案无论呈报与否都不会影响南京大屠杀的定性，因而被忽略。我们先来看看有关燕子矶集体屠杀的资料。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说：
燕子矶地处南京城东北角沿江边处，是南京风景胜地之一。
南京陷落前，这里集聚几万难民，想由此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只，无法渡江。日军侵入南京的前一天，燕子矶江面已被敌舰、敌机封锁，并向沿岸难民袭击，死伤无数。日军入侵南京后又把难民赶到沙滩，围禁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扫射。(引自《暴行》第132页)。
燕子矶的集体屠杀史料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经得起论辩。对此目睹者郭国强作了证明。郭在1936年参加88师，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参加抵抗日军的进攻。撤退下来后，在句容又和日军打了一仗，随后退到南京，参加保卫南京的战役。他说：
1937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军”穿着便衣，逃到燕子矶三台洞附近。亲眼看到日军在燕子矶江滩进行大屠杀的情景。当时日军用机枪扫射了一天一夜，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我们躲在三台洞里，后来被日军发现，我们佯说是开山的农民，并拿出开山工具才免于一死。之后，我寻机逃到八卦洲下坝村，在这里定居下来。
郭国强说“有两万多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丧了命”。被屠杀的人数到底是多少我们暂且不管，先来弄清被屠杀的人中有无一般难民。这个问题唐广普可以作证。
唐原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预备班任公役。一年多以后，参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二团三营，在营部当勤务兵。他说：
12月13日，日本兵从中华门侵入南京，我跑到下关，无船渡江。就跑到燕子矶。燕子矶满街是人，抱木板、盆楹争相泅渡长江。
唐广普证明“燕子矶满街是人”，这个人当然指的是穿着便衣的人，是逃难的难民，其中难免夹有象郭国强说的“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央军’。”毫无疑问，日军在燕子矶的集体屠杀中屠杀的多半是难民。
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最早系统地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难得资料。其中对燕子矶的集体屠杀记载如下：
燕子矶：这里有许多古庙，也有一个乡镇，乡镇附近数里的地方统称燕子矶，乡镇前有一座小山岗，登岗四瞩，长江在望，是南京古迹名胜之一。
第二部分第21节铁证如山(13)
这里在南京沦陷前，聚了十万多难民，希望由此渡江，逃往江北。但因缺乏船只，无法渡江。日军侵入南京前一天，燕子矶江面已被敌舰、敌机控制，轰击难民。难民们正分向四乡疏散，不料日寇于侵入南京的同时，有一部分日军赶到燕子矶，随即把难民赶到沙滩(燕子矶当时的江滩很阔，隔江与八封洲相望。冬季该江滩有数平方公里——作者注)上，围禁起来然后架起数十挺机枪，向难民射击。所有的尸体，或漂浮江面水为之赤；或堆积沙滩，雨淋日晒。直到次年春夏之交，此处积尸，还无人过问，臭恶气味，远闻数里之外。
对于燕子矶的集体屠杀除了上述记载外，据洞富雄先生介绍，台湾方面也有记载：
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南京陷落时隐蔽下来，次年在逃往上海的途中在燕子矶下游二公里处的巴斗山下船，目睹了当时现场的惨状：“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尸体都是军人。”这些尸体“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尸体。”(摘自《大屠杀》第75至76页)
毫无疑问，郭岐看到“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尸体”完全是事实。但把20000多具尸体说成都是军人的尸体与事实就有出入了。前面提到，燕子矶集体屠杀中被屠杀的多半是难民，而被解除武装或穿便衣的军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上新河、下关、草鞋峡等地的集体屠杀也都是难民多于军人。这个事实我在下面还要继续谈及。
1965年，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江良，在日本“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南京时，曾对该团体成员说：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10万难民。日本军从三个方面追赶而来，用10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杀了。据仅有的幸存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